沈周《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》卷被录入1983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商定出版的大型画册《国宝》。全画册共收录的100件文物精品，是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当时91万件藏品中遴选出来的。该图卷设色纸本，纵36.8cm，横855cm，精美绝伦，为沈周作品之最。黄公望“富春山居图”水墨纸本，纵33cm，横639.9cm，被录入1992年香港、台北两商务印书馆共同发起，北京、台北两博物院赞许鼎助出版的《国宝荟萃》，全书共收录的152件文物精品，是北京、台北两博物院从库藏中各精选56件精品汇集而成的。
《国宝》与《国宝荟萃》两书出版相距10年，但皆录有“富春山居图”。黄公望“富春山居图”为清宫旧藏。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。沈周“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”一直流传民间，“十年动乱”送交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，现退还民间。黄公望与王蒙、倪瓒、吴镇为元末四大家，“富春山居图”是黄公望历3年才完成的平生杰作；沈周为明“吴门派”始祖，与文征明、唐寅、仇英合称“吴门四家”，“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”属沈周画风成熟时的代表佳作。两巨幅画卷皆堪称国宝，反映了中国美术史元明两代绘画艺术概貌。
沈周字启南，号石田，自称白石翁，清河书画舫谓初号玉田翁，长洲（今江苏苏州）相城里人。生于明宣德二年（1427年），卒正德四年（1509年）。
沈周书法黄庭坚，笔法苍劲挺健，遒劲奇崛。山水少承家法，凡宋元名手，皆能变化出入，而独于董源、巨然、李成尤得心印。中年以黄公望为宗，有较深的造诣。特别是对黄公望的“富春山居图”备加推崇。正如其自题所云：“大痴翁此段山水，殆天造地设，平生不见多作。作辍，凡3年始成，笔迹墨华，当与巨然乱真。其自识亦甚。”此图曾为沈周珍藏，因请人题跋时被其子藏匿而失，沈周十分痛惜。后来发现其子又拿出售卖，沈周因囊中羞涩无钱购回而徒系于心朝朝暮暮。为了却思念所失，便根据自己的记忆背临了一本，就是这卷“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”。
沈周自幼聪颖过人，“年十一，游南都，作百韵诗上巡抚侍郎崔恭。面试凤凰台赋，援笔立就，恭大嗟异。”及长，博览强记，更显过目称诵之天赋。背临黄氏“富春山居图”，在长达8米55cm的巨纸上，对层叠起伏的山峦、辽阔浩渺的江天、繁茂华滋的草木、岗阜平滩、汀渚港汊、楼阁亭榭、小桥曲径、农舍渔舟信手拈来，挥洒自如，布局合理，除局部结构略有分别，与仿黄公望原作大致相仿，不能不令人叹服。
但是，背临毕竟不是临摹复制，不可能与原作笔笔相印一模一样。正如沈周自题所云：“思之不忘，乃以意貌之，物远失真，临纸偶然。“特别是沈周作此画时年已60，对于学习宋元名手，笔墨技法已独得心印，变化自如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。特别他的粗笔中锋老辣苍健而又浑润秀劲，设色清丽淡妍，整个画面更充分地洋溢出富春江两岸明媚秀丽的醉人景色，两画相较，使我们不难看出沈氏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的自家面貌。正如董其昌在题跋中称赞沈图“信可方驾古人而又过之”。
有鉴于此，确切他说，沈周的“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”应该是他的艺术的再创作。黄氏与沈氏的笔墨完全不同，沈氏且着了色彩，大胆地使用赫石和丹青，更加突出了春山的主题，林深茂密，绿树华滋，显出富春江两岸的浓浓春意。在卷幅的中段群山巧施淡赭，山峦间增加了云霭，使群山烟雾缭绕更透出迷人的质感。沈周为使画卷的构图更为完美合理，在画卷的尾部增加了一段山峦平岗树石，首尾相应，更显出江山无尽，弥补了黄公望“富春山居图”头重尾轻的不足。沈周甚至在一些构图的细节也仔细推敲，在卷首处比之黄氏图卷在两小渚间增架一座小桥。一老者拄杖而过，江边曲径绘一行人，使群山、村舍、渔舟有机地联系起来，突出了人烟气息。在中段茅草亭旁，为突出两只钓舟的宁静气氛，沈周的画面比黄公望的画面减少了几只游鹅，也显出他的独到匠心。
沈周现存的“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”更为宝贵的是它完整地保存了黄公望“富春山居图”的全貌。黄公望“富春山居图”，明代由沈周、董其昌递藏，清初归吴正志。正志传给其子洪裕，洪裕临死前将此卷殉之于火，被其侄贞度从火中抢出，但前段已烧焦。约在清顺治间，割去烧残前段，割去部分取名“剩山图”，现存浙江省博物馆。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画卷前部分仍有残痕，可以说是历尽沧桑，颇富传奇色彩。但要一览黄公望原作全貌，仅只有沈周的“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”了。
沈周“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”是一件纸墨如新，保存完好，流传有绪的艺术珍品。卷后有姚绶、吴宽、文彭、周天球、董其昌、谢松洲跋，有王时敏、宋荦等鉴藏印记。曾归王时敏收藏，民国初年入汪士元手，其后转入徐世昌家藏，1973年存入北京故宫博物院。《墨井画跋》、《大观录》、《佩文斋书画谱》、《麓云楼书画记略》、《古书画伪讹考辨》、《故宫博物院》院刊1989年2月号、《紫禁城》1985年2月号等皆有著录。
